1972年田中角荣访华,曾用一词淡化侵华战争,主席赠此书暗示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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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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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9月25日,秋高气爽时节的北京城显得格外壮丽,市民们和往常一样,忙完上午的工作便在收音机的电台广播声中吃起了午饭。
工厂里、单位里甚至学校里,人们得知又有一位外国的重要客人要来华访问,但大家都对这样的新闻见怪不怪了。
这在北京确实不算什么,因为到访的外国的重要客人实在是太多了。
仅仅七个月前,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事件就轰动了全世界,它使中美邦交开始步入正常化进程,更标志着新中国成立二十多年后终于冲破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全方位封锁,并就此迎来新一轮的开放建交热潮。
而对广大普通市民而言,尼克松学用筷子夹饺子、周总理动员群众连夜为尼克松登长城扫雪、毛主席临时决定会面让尼克松慌忙应对等趣闻也仍是茶余饭后的谈资。
当广大市民对日益频繁的外事活动习以为常的时候,与此相反,党中央对这次来访的外宾非常重视。
诺大的北京机场上,庄严的军乐团和仪仗队静静伫立在停机坪旁,不远处整齐地停放着一队红旗国宾轿车,周总理、叶剑英元帅、中共中央委员郭沫若等领导人也已早早在此等候。
和尼克松抵京时相对冷清的接待场面不同,这次停机坪前还站满了欢迎群众和穿着鲜艳的中小学生,气氛更加欢快。
11时30分,一架白色的道格拉斯DC-8型日航专机徐徐降落在北京机场,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外相大平正芳、内阁官房长官二阶堂进走出舱门,他们即将率领230余人的庞大代表团正式对华访问。
两百多人的代表团里,政要、翻译、秘书、记者以及医务、安保和卫星技术人员一应俱全,而在这之前田中还派了好几批先遣特使与中国政府磋商活动日程和细节,足见日本同样对此次出访无比重视。
早在五六十年代,日本一些政界人士就曾来到中国,进行过政治、文化上的交流,两国民间组织的经贸合作也一度很频繁。但和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一样,日本政府从未与新中国政府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刚刚当上日本首相两个多月的田中角荣,作为日本新一届政府的首脑,任内的第一件大手笔却一反常态,声势浩大地开启中日破冰之旅,主题直奔正式建交而去,他为什么如此急不可耐?
中日双方在接下来的五天时间里,围绕建交事宜针对各项历史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交锋,期间还出现了田中发言措辞不当引发中方强烈不满的插曲,而后来毛主席会见田中时提及此事,又为何特地拿出一套藏书当做礼物送给田中?
冲破封锁后的建交热潮
田中角荣是二战后第一位访问中国的日本首相,他之所以一上台就迫切地推进中日邦交正常化,美国对华战略的急转弯是其导火线。
基辛格与周总理互抛橄榄枝,尼克松走进毛主席的书房,美国总统与东方巨人跨越重洋的握手,谈笑间世界政治格局已陡然为之一变。
这样的历史性剧变所产生的影响,与中国一衣带水的近邻日本首当其冲。
中美两国的举动不仅震惊了世界,更让长期跟随美国封锁中国的一众盟友措手不及,尤其是日本。连美国人都握手言和了,何况日本和新中国之间非官方的各种交流合作由来已久,如果再与中国对抗下去则必然违背世界潮流,只会弊大于利。
田中角荣内阁便根据风云变幻的客观形势,顺应国内民众要求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呼声,一改前任佐藤荣作内阁迟疑拖沓的态度,迅速做出行动,开始谋求中日关系改善。
但田中这样的做法还有更重要的主观原因,那就是日本随着自身经济实力的崛起,从六十年代中期开始推行经济和平外交、多边自主外交等政策,目的在于削弱美国战略对其外政方针的控制和影响,不再一味地追随美国。
当美国盟友把自己撇到一边,秘密派基辛格入华探路,以至于到尼克松访华时也不坦诚相待,日本便再也没有理由不尽快独立自主地与新中国对话。
我们在探究新中国这段历史的时候,不免会产生疑问。
为什么封锁敌视了我们二十多年的资本主义世界的态度在七十年代初的那几年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是他们集体发善心了吗?显然不可能。
那仅仅是因为美国的带头作用吗?也没这么简单。
美国人抛出橄榄枝是从美国本国战略出发的,一切为了他们自己的切身利益,与苏联的对抗,越南战争的泥沼,经济危机的麻烦,都是他们改变对华态度的直接原因。
但如果站在中国的角度看中美言和,你会发现这些都不是根本原因。
时间倒回到1950年10月,新生的红色中国政权面临着严重的威胁,在当时整个中央都对出兵朝鲜持谨慎观望态度的情况下,毛主席经过长时间的反复思考,最终决定抗美援朝,对抗以美国为首的十七国联合国军。
毛主席后来回忆,那是他一生中最艰难的决定之一。
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让全世界都对中国共产党和红色中国刮目相看。
它是新中国的正名之战,彻底终结了近代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一个多世纪饱受欺凌侵略的耻辱史。
它又是新中国的立国之战,从此现代中国开启了融入世界并不断发光发热的全球化征程。
新中国在成立之初便得到广大社会主义阵营的欢迎与支持,世界上的社会主义国家纷纷与中国建交并展开合作,这是新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次开放建交热潮。
从1950年开始,为实现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跨越的伟大进步,中国共产党人从以苏联为首的欧洲社会主义等国引进了156项重点工程项目,这项持续十年的伟大建设行动更是在抗美援朝胜利后达到高潮。
而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化,后斯大林时代的苏联领导集体逐渐脱离共产党人的正轨,在官僚化、霸权化的修正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
赫鲁晓夫不仅仗势打压中国的政治话语权,还试图侵蚀中国的军事主权,勃列日涅夫甚至公然动武侵略我国领土珍宝岛,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共领导人对这些行为都进行了寸步不让的斗争,中苏关系最终彻底破裂。
六十年代的中国是自力更生的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的封锁,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反而激发出中国强悍的创造力,毛泽东大手一挥,一句一切困难吓不倒中国人民,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就此拉开了新中国外交突围的史诗大幕。
天下苦美苏久矣。
从拉丁美洲到非洲大陆,无处不激荡着民族解放运动的风云,从太平洋西部的海岸线到大西洋东北端的冷战前沿,无处不闪烁着暗暗压抑的怒火。
毛主席的目光久久徘徊在这些美苏争霸的中间地带,第三世界的战略构想在他心中悄然形成。中国政府开始更强力地声援世界各地被压迫人民的斗争,给他们提供必要的物质援助。
同时不仅和广大亚非拉第三世界达成战略一致,还积极与以法国为代表的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交流合作,逐渐积累起巨大的声望,赢得国际上的广泛支持。
中国国内人民则经过近二十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初步完成了工业化资本的原始积累,我们的经济体量明显增长,国防实力不断增强,综合国力有了显著的提高。
有了自身实力的保障,以及正义事业的加持,再配合长期以来在世界范围内赢得的良好声誉,我们的舆论宣传便无往不破。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得到世界大多数国家和人民支持。
1971年10月25日,新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国外交要开创崭新局面的历史进程已不可逆转。
这时我们再重新考量一年后的中美或是中日建交、中英建交等等,才明白这些事发生的根本原因还是在我们自身。
正因为新中国自身实力的增长,主动创造出了基本的物质条件和良好的国际环境,才成功突破资本主义世界的封锁,让历史朝着有利我们的方向发展。
添麻烦一词为谈判添了麻烦
新中国为突破重围所做的一切努力,是一个长期的循序渐进的过程,这期间有政治、经济乃至文化方面的种种铺垫,取得过中法建交那样的突破性进展,也发生过像四三方案那样与156工程齐名的大手笔。
最终所有努力的结果通过四三方案、重返联合国、尼克松访华这一系列历史性事件集中体现出来,我们的外交新局面正式形成。
从建交数据来看,仅1970-1972三年间与中国建交国家的数量就比过去翻了一番。
至此新中国迎来了第二轮建交热潮,与之前不同,这次我们建交的国家基本都是资本主义国家,这体现了毛主席在特殊历史时期的战略转变。
时机到了,条件成熟了,中国要开始向资本主义世界开放,展开比过去更深入的交流合作,以谋求更好的发展。而这个时候做为中国近邻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日本,无疑是最好的试验者。
中日两国有着深远的历史情感纠葛,且不说两国同文同本的文化渊源,只看中国近代的耻辱史,日本就是出镜率最高的国家。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封锁,我们坚定地站在了社会主义阵营一边,但仍乐于和一切国家和地区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进行对话或合作。
其实日本与新中国在六十年代前期就有过建交的想法,双方打着民间幌子的半官方性质的文艺交流和经贸合作曾有过一段蜜月期,连政治上日本国内不少组织和青年都深受毛泽东思想的影响。
但受美国东亚遏制战略掣肘,日本政府必须承担其对抗红色中国的任务。
1964年,佐藤荣作接替因病辞职的池田勇人,成为日本新一任内阁总理大臣即首相,出于要适当为美国分担越战压力的考虑,再加上日本经济飞速发展使中日贸易的重要性大为降低,对中国政府阳奉阴违的佐藤荣作最终让中日关系停滞不前。
到1971年,美国都开始与中国关系暧昧,日本民间关于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
佐藤荣作却依旧对此置之不理,他认为尼克松不可能把他撇到一边单独与中国接触,可当夏天他看到基辛格秘密访华的消息却傻眼了,去年冬天他访美与尼克松会晤时,尼克松还对他说:关于对华政策将来的发展,将继续与贵国密切协商。
尴尬的气氛在日本政坛弥漫开来,很多人强烈要求佐藤内阁迅速行动,以此为契机开展自主外交,力求改善同中国的关系。
然而中国政府对佐藤内阁已经失望很久了,此后整整一年,对中日邦交一筹莫展的佐藤荣作在一片反对声中黯然辞职。田中角荣上台了。
田中内阁审时度势,认为促成中日邦交正常化已刻不容缓。当今世界形势动荡不安,通过改善中日关系贯彻自主和平外交的既定方针是必要的,有利于提振日本在国际上的政治声誉。
尤其是日本在东南亚一带的经营投资使它在那一地区拥有重大的经济话语权,虽然田中不像佐藤那样亲美亲蒋,但在美国已经提前一步与中国握手言和的背景下,如果再不自主行动而是等待尼克松的指挥,那等于任凭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持续坐大,将伤害日本的切身利益。
何况以前的中日贸易对日本而言虽然收益不大,但那是在未建交的前提下,一旦和上升期的中国正式建交,日后展开更广更深的合作,接触到中国庞大的市场红利,这本来也是对自己有利的事。
1972年9月25日中午,满怀心事的田中角荣带着他的一众同僚抵达北京,迎接他的是周总理。
两人吃完午饭没有休息,下午即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开始第一轮首脑会谈,就一些历史问题初步交换了意见。
周总理高度评价田中就任首相以来有关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讲话,田中则再次强调中日邦交正常化是大势所趋,愿与中方一道努力达成共同目标。
他还对中日两国在过去有一段不幸的时期表示了遗憾,并诚恳地说:
今后两国人民要世代友好相处,过去的不幸不能重演。
下午的会谈在常规的问候和客套中结束了,然而很快,看似平静的会面开始暗流涌动。
当天晚上,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国宴欢迎田中一行,席间军乐团轮流演奏了中日两国歌曲,日本的歌曲有《樱花,樱花》、田中家乡的《佐渡小调》、大平外相家乡的《金毗罗船》等,这让客人们感到十分亲切,掌声笑声不断。
但是两国间的实际问题不像演奏两国歌曲那么简单。
在周总理致欢迎词后,田中角荣致答谢词,谈到侵华历史时田中说道:
过去几十年,日中关系经历过一段不幸的时期,那时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麻烦,我对此再次表示深切的反省。
田中的答词赢得一众掌声,周总理也鼓掌了,但他却神态严肃。
当晚田中的心情十分畅快,他似乎没有意识到自己答词中的添麻烦已经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第二天下午第二轮首脑会谈,周总理谈起了昨晚的致词:
田中首相对过去的不幸表示深深的反省,这是我们乐于接受的。但对于添了很大的麻烦这种话,中国人民表示强烈的反感。日本的侵略使中国遭受的巨大损害,决不可以说是添麻烦,因为普通的事也可以说是添麻烦,这个词在汉语里是很轻的。
从日文来说,添麻烦是诚心诚意地表示谢罪之意,而且包含着以后不重犯、请求原谅的意思。
田中出汗了,他接着说到:
如果这一表述在汉语里不合适,可按中国的习惯改换。
周总理这才微微点了点头。
双方很快进入到会谈内容,田中说:我就任首相之初就表示,要加紧实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
周总理对此很认可:
这就是我们大的一致。我们双方都准备马上建交,但当初由美蒋关系造成的日台条约还存在于你们和台湾之间,这个条约是不合法的,我们不会承认它的存在,你们也应给出对它的处理方案。
大平正芳补充说:要建交,就要与蒋介石断交,日台条约自然就失效了。
然而周总理用和缓而又坚定的语调接道:
从大方向上看,刚才首相、外相的发言,我很赞成。但我并不认为今天上午外长会谈时日方高岛局长说的话,代表了二位的真正意图。如果是那样的话,真不知你们是来吵架的,还是来建交的。
连任佐藤、田中两届内阁外相的大平正芳凝视着清瘦的周总理,方才感到对方是个极高明的外交家。
原来大平参加了上午的中日第一轮外长会谈,和中方主持会谈的姬鹏飞外交部长讨论关于邦交正常化的基本设想。
日方的外务省条约局长高岛益郎发言时,认为蒋介石曾在日台条约中宣布放弃对日索要战争赔款,所以这次两国的建交谈判就没有必要再提赔偿问题了,也无需将日台条约非法、无效且必须废除写进联合声明。
上午的姬外长和此时的周总理都不容置疑地表示:
新中国成立的时候,蒋介石已经逃到台湾,而遭受战争损失的主要在中国大陆,蒋这是慷他人之慨,不能代表全中国。我们从两国友好的长远利益出发,为日本人民不因赔款负担而受苦,愿意放弃要求赔偿的权利。你们条约局长却不领情,反而搬出蒋介石不要赔偿的话,这是对我们的侮辱,我们绝不会接受。
这轮交锋从下午两点持续到四点多,双方出现明显的分歧,会谈出现了短暂的中断。
田中回到房间,对一众日方官员作了简短的训话和指示。
五时许,中日双方开启了第二轮外长会谈,这是原定流程安排中所没有的。这次会谈要根据结束的两轮首脑会谈精神,重新磋商中日联合声明中涉及到重大原则问题的文字该如何表述。
就在中日双方的谈判充满紧张气氛一度陷入停滞的时候,在幕后掌舵这场邦交航情的大佬登场了。
会见毛主席时获赠《楚辞集注》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和新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毛主席亲手主导了中国六七十年代一系列重大外交战略的实施,改变过国际政治形势,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
因此他被那一时期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尊为理论导师和精神领袖,在广大第三世界享有崇高的威望,在西方国家也极具影响力。
尼克松的回忆录曾这样写他与毛主席的会面:
毛似乎不屑于谈政治问题,我云山雾绕般地听他同我谈论了一小时十五分钟哲学,坐在他的面前我不敢说半句假话,因为他那双智慧的眼睛仿佛要把我看透。
法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总统戴高乐晚年也感慨到:
我执政生涯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去中国见毛泽东。
这场中日建交谈判的大戏,毛主席自然也关注着。
26日第二次首脑会谈结束后,当晚周总理就领着姬外长一起去毛主席住处详细汇报情况。
1972年9月27日,在中日建交谈判出现原则性分歧、中日邦交正常化受阻的关键时刻,毛主席会见了田中一行人。
在那时来华访问的广大外宾心中,如果没有见到毛主席,那简直是访问失败。田中自然也不例外,他略显紧张地带着精心准备的礼物,走进了中南海的书房。
见面的第一句话,田中拘谨地做了自我介绍:我叫田中角荣。
毛主席一脸严肃地握着他的手,模仿着说道:我是毛泽东。
大家都笑了起来,气氛一下子变得活跃起来。毛主席更是笑道:我是个大官僚主义者,见你们都见晚了。
他还称赞田中旁边的大平正芳:这名字好啊,天下太平嘛。
后来田中回国后还和别人谈起这一幕,说当时毛主席说得大平喜滋滋的。
坐下来后,毛主席看着周总理和田中,笑着问道:
你们吵完了?不打不成交嘛,总要吵一吵,天下没有不吵的,吵出结果来就不吵了嘛。
田中领教了毛主席的豪爽和幽默,双方的谈话持续了一小时,始终处在轻松友好的气氛中。本来田中还对争吵激烈的谈判能否最终达成协议心存疑问,现在毛主席的话倒是给他吃了定心丸。
毛主席也很重视日方对侵华历史的态度,他问田中:你们那个添了麻烦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田中答:我们会按中国的语意修改。
毛主席进一步告诫:只说句添了麻烦,就连我们的年轻人都不会满意。在中国,这是把不小心水溅到女孩子裙子上时说的话。一句俏皮的比喻,点出了问题的实质。
最后两人的谈话快结束时,毛主席看着田中带来的日本名家东山魁夷的风景画作《春晓》,请周总理从书架上取下了自己准备的礼物。
他指着六卷《楚辞集注》对田中说:
你送的《春晓》寓意我们两国之间应该迎来明媚的春天,希望你落实到行动上。这是我送你的礼物。
田中称谢道别:多谢,多谢,您知识渊博,我要向您学习,那么,祝您健康长寿。
尽管田中一再谦让,毛主席还是把田中一行人送到门口,目送他们离去。
原来,中文中的麻烦一词在日语中是迷惑一词,日语中的迷惑翻译成中文即为添了麻烦,当初田中致辞中的原日语就是迷惑。
而在《楚辞·九辩》中有慷慨绝兮不得,中瞥乱兮迷惑的句子,这正是迷惑一词的源头。毛主席送田中《楚辞集注》,大有深意。
在毛主席和田中角荣会见后,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
田中甚至把谈判事宜全丢给了大平正芳,自己爬长城游故宫去了。
中日双方之前的种种分歧都得到了妥善的处理:日方遵照中方的意思,公开明确承认曾经的日台条约是非法无效的,中方也体谅日方废除旧约在程序上的麻烦,同意不要求日本在本次联合声明中提出立即废止旧约,而是日后再由日本国会走程序废止。
为两国人民长久友好计,中国政府放弃要求日本进行战争赔偿的权利;两国间的状态的表述也由结束了两国间的战争状态改为结束了两国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有关台湾问题,日方承认一个中国,并在联合声明中写入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至于钓鱼岛争议,双方都同意先搁置起来,服从当前邦交正常化的大局。
1972年9月29日,中方代表周总理、姬鹏飞和日方代表田中角荣、大平正芳在北京签订《中日联合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国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这是新中国外交又一个载入史册的重大胜利!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七十年代的中国走在历史的岔路口上,始终保持高度的清醒向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在外交上开创的崭新局面为未来更进一步的开放打好了基础。
伟大的改革开放时代即将来临!
如今我们再回顾中日建交,回顾中日建交这样一个缩影所体现出来的那段外交突围的峥嵘岁月,我们会钦佩周总理高超的外交能力,会折服于毛主席无与伦比的外交思想,但我们更明白归根结底那是亿万中国人民一齐奋斗的结果。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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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9月25日,秋高气爽时节的北京城显得格外壮丽,市民们和往常一样,忙完上午的工作便在收音机的电台广播声中吃起了午饭。
工厂里、单位里甚至学校里,人们得知又有一位外国的重要客人要来华访问,但大家都对这样的新闻见怪不怪了。
这在北京确实不算什么,因为到访的外国的重要客人实在是太多了。
仅仅七个月前,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事件就轰动了全世界,它使中美邦交开始步入正常化进程,更标志着新中国成立二十多年后终于冲破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全方位封锁,并就此迎来新一轮的开放建交热潮。
而对广大普通市民而言,尼克松学用筷子夹饺子、周总理动员群众连夜为尼克松登长城扫雪、毛主席临时决定会面让尼克松慌忙应对等趣闻也仍是茶余饭后的谈资。
当广大市民对日益频繁的外事活动习以为常的时候,与此相反,党中央对这次来访的外宾非常重视。
诺大的北京机场上,庄严的军乐团和仪仗队静静伫立在停机坪旁,不远处整齐地停放着一队红旗国宾轿车,周总理、叶剑英元帅、中共中央委员郭沫若等领导人也已早早在此等候。
和尼克松抵京时相对冷清的接待场面不同,这次停机坪前还站满了欢迎群众和穿着鲜艳的中小学生,气氛更加欢快。
11时30分,一架白色的道格拉斯DC-8型日航专机徐徐降落在北京机场,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外相大平正芳、内阁官房长官二阶堂进走出舱门,他们即将率领230余人的庞大代表团正式对华访问。
两百多人的代表团里,政要、翻译、秘书、记者以及医务、安保和卫星技术人员一应俱全,而在这之前田中还派了好几批先遣特使与中国政府磋商活动日程和细节,足见日本同样对此次出访无比重视。
早在五六十年代,日本一些政界人士就曾来到中国,进行过政治、文化上的交流,两国民间组织的经贸合作也一度很频繁。但和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一样,日本政府从未与新中国政府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刚刚当上日本首相两个多月的田中角荣,作为日本新一届政府的首脑,任内的第一件大手笔却一反常态,声势浩大地开启中日破冰之旅,主题直奔正式建交而去,他为什么如此急不可耐?
中日双方在接下来的五天时间里,围绕建交事宜针对各项历史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交锋,期间还出现了田中发言措辞不当引发中方强烈不满的插曲,而后来毛主席会见田中时提及此事,又为何特地拿出一套藏书当做礼物送给田中?
冲破封锁后的建交热潮
田中角荣是二战后第一位访问中国的日本首相,他之所以一上台就迫切地推进中日邦交正常化,美国对华战略的急转弯是其导火线。
基辛格与周总理互抛橄榄枝,尼克松走进毛主席的书房,美国总统与东方巨人跨越重洋的握手,谈笑间世界政治格局已陡然为之一变。
这样的历史性剧变所产生的影响,与中国一衣带水的近邻日本首当其冲。
中美两国的举动不仅震惊了世界,更让长期跟随美国封锁中国的一众盟友措手不及,尤其是日本。连美国人都握手言和了,何况日本和新中国之间非官方的各种交流合作由来已久,如果再与中国对抗下去则必然违背世界潮流,只会弊大于利。
田中角荣内阁便根据风云变幻的客观形势,顺应国内民众要求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呼声,一改前任佐藤荣作内阁迟疑拖沓的态度,迅速做出行动,开始谋求中日关系改善。
但田中这样的做法还有更重要的主观原因,那就是日本随着自身经济实力的崛起,从六十年代中期开始推行经济和平外交、多边自主外交等政策,目的在于削弱美国战略对其外政方针的控制和影响,不再一味地追随美国。
当美国盟友把自己撇到一边,秘密派基辛格入华探路,以至于到尼克松访华时也不坦诚相待,日本便再也没有理由不尽快独立自主地与新中国对话。
我们在探究新中国这段历史的时候,不免会产生疑问。
为什么封锁敌视了我们二十多年的资本主义世界的态度在七十年代初的那几年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是他们集体发善心了吗?显然不可能。
那仅仅是因为美国的带头作用吗?也没这么简单。
美国人抛出橄榄枝是从美国本国战略出发的,一切为了他们自己的切身利益,与苏联的对抗,越南战争的泥沼,经济危机的麻烦,都是他们改变对华态度的直接原因。
但如果站在中国的角度看中美言和,你会发现这些都不是根本原因。
时间倒回到1950年10月,新生的红色中国政权面临着严重的威胁,在当时整个中央都对出兵朝鲜持谨慎观望态度的情况下,毛主席经过长时间的反复思考,最终决定抗美援朝,对抗以美国为首的十七国联合国军。
毛主席后来回忆,那是他一生中最艰难的决定之一。
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让全世界都对中国共产党和红色中国刮目相看。
它是新中国的正名之战,彻底终结了近代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一个多世纪饱受欺凌侵略的耻辱史。
它又是新中国的立国之战,从此现代中国开启了融入世界并不断发光发热的全球化征程。
新中国在成立之初便得到广大社会主义阵营的欢迎与支持,世界上的社会主义国家纷纷与中国建交并展开合作,这是新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次开放建交热潮。
从1950年开始,为实现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跨越的伟大进步,中国共产党人从以苏联为首的欧洲社会主义等国引进了156项重点工程项目,这项持续十年的伟大建设行动更是在抗美援朝胜利后达到高潮。
而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化,后斯大林时代的苏联领导集体逐渐脱离共产党人的正轨,在官僚化、霸权化的修正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
赫鲁晓夫不仅仗势打压中国的政治话语权,还试图侵蚀中国的军事主权,勃列日涅夫甚至公然动武侵略我国领土珍宝岛,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共领导人对这些行为都进行了寸步不让的斗争,中苏关系最终彻底破裂。
六十年代的中国是自力更生的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的封锁,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反而激发出中国强悍的创造力,毛泽东大手一挥,一句一切困难吓不倒中国人民,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就此拉开了新中国外交突围的史诗大幕。
天下苦美苏久矣。
从拉丁美洲到非洲大陆,无处不激荡着民族解放运动的风云,从太平洋西部的海岸线到大西洋东北端的冷战前沿,无处不闪烁着暗暗压抑的怒火。
毛主席的目光久久徘徊在这些美苏争霸的中间地带,第三世界的战略构想在他心中悄然形成。中国政府开始更强力地声援世界各地被压迫人民的斗争,给他们提供必要的物质援助。
同时不仅和广大亚非拉第三世界达成战略一致,还积极与以法国为代表的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交流合作,逐渐积累起巨大的声望,赢得国际上的广泛支持。
中国国内人民则经过近二十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初步完成了工业化资本的原始积累,我们的经济体量明显增长,国防实力不断增强,综合国力有了显著的提高。
有了自身实力的保障,以及正义事业的加持,再配合长期以来在世界范围内赢得的良好声誉,我们的舆论宣传便无往不破。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得到世界大多数国家和人民支持。
1971年10月25日,新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国外交要开创崭新局面的历史进程已不可逆转。
这时我们再重新考量一年后的中美或是中日建交、中英建交等等,才明白这些事发生的根本原因还是在我们自身。
正因为新中国自身实力的增长,主动创造出了基本的物质条件和良好的国际环境,才成功突破资本主义世界的封锁,让历史朝着有利我们的方向发展。
添麻烦一词为谈判添了麻烦
新中国为突破重围所做的一切努力,是一个长期的循序渐进的过程,这期间有政治、经济乃至文化方面的种种铺垫,取得过中法建交那样的突破性进展,也发生过像四三方案那样与156工程齐名的大手笔。
最终所有努力的结果通过四三方案、重返联合国、尼克松访华这一系列历史性事件集中体现出来,我们的外交新局面正式形成。
从建交数据来看,仅1970-1972三年间与中国建交国家的数量就比过去翻了一番。
至此新中国迎来了第二轮建交热潮,与之前不同,这次我们建交的国家基本都是资本主义国家,这体现了毛主席在特殊历史时期的战略转变。
时机到了,条件成熟了,中国要开始向资本主义世界开放,展开比过去更深入的交流合作,以谋求更好的发展。而这个时候做为中国近邻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日本,无疑是最好的试验者。
中日两国有着深远的历史情感纠葛,且不说两国同文同本的文化渊源,只看中国近代的耻辱史,日本就是出镜率最高的国家。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封锁,我们坚定地站在了社会主义阵营一边,但仍乐于和一切国家和地区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进行对话或合作。
其实日本与新中国在六十年代前期就有过建交的想法,双方打着民间幌子的半官方性质的文艺交流和经贸合作曾有过一段蜜月期,连政治上日本国内不少组织和青年都深受毛泽东思想的影响。
但受美国东亚遏制战略掣肘,日本政府必须承担其对抗红色中国的任务。
1964年,佐藤荣作接替因病辞职的池田勇人,成为日本新一任内阁总理大臣即首相,出于要适当为美国分担越战压力的考虑,再加上日本经济飞速发展使中日贸易的重要性大为降低,对中国政府阳奉阴违的佐藤荣作最终让中日关系停滞不前。
到1971年,美国都开始与中国关系暧昧,日本民间关于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
佐藤荣作却依旧对此置之不理,他认为尼克松不可能把他撇到一边单独与中国接触,可当夏天他看到基辛格秘密访华的消息却傻眼了,去年冬天他访美与尼克松会晤时,尼克松还对他说:关于对华政策将来的发展,将继续与贵国密切协商。
尴尬的气氛在日本政坛弥漫开来,很多人强烈要求佐藤内阁迅速行动,以此为契机开展自主外交,力求改善同中国的关系。
然而中国政府对佐藤内阁已经失望很久了,此后整整一年,对中日邦交一筹莫展的佐藤荣作在一片反对声中黯然辞职。田中角荣上台了。
田中内阁审时度势,认为促成中日邦交正常化已刻不容缓。当今世界形势动荡不安,通过改善中日关系贯彻自主和平外交的既定方针是必要的,有利于提振日本在国际上的政治声誉。
尤其是日本在东南亚一带的经营投资使它在那一地区拥有重大的经济话语权,虽然田中不像佐藤那样亲美亲蒋,但在美国已经提前一步与中国握手言和的背景下,如果再不自主行动而是等待尼克松的指挥,那等于任凭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持续坐大,将伤害日本的切身利益。
何况以前的中日贸易对日本而言虽然收益不大,但那是在未建交的前提下,一旦和上升期的中国正式建交,日后展开更广更深的合作,接触到中国庞大的市场红利,这本来也是对自己有利的事。
1972年9月25日中午,满怀心事的田中角荣带着他的一众同僚抵达北京,迎接他的是周总理。
两人吃完午饭没有休息,下午即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开始第一轮首脑会谈,就一些历史问题初步交换了意见。
周总理高度评价田中就任首相以来有关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讲话,田中则再次强调中日邦交正常化是大势所趋,愿与中方一道努力达成共同目标。
他还对中日两国在过去有一段不幸的时期表示了遗憾,并诚恳地说:
今后两国人民要世代友好相处,过去的不幸不能重演。
下午的会谈在常规的问候和客套中结束了,然而很快,看似平静的会面开始暗流涌动。
当天晚上,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国宴欢迎田中一行,席间军乐团轮流演奏了中日两国歌曲,日本的歌曲有《樱花,樱花》、田中家乡的《佐渡小调》、大平外相家乡的《金毗罗船》等,这让客人们感到十分亲切,掌声笑声不断。
但是两国间的实际问题不像演奏两国歌曲那么简单。
在周总理致欢迎词后,田中角荣致答谢词,谈到侵华历史时田中说道:
过去几十年,日中关系经历过一段不幸的时期,那时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麻烦,我对此再次表示深切的反省。
田中的答词赢得一众掌声,周总理也鼓掌了,但他却神态严肃。
当晚田中的心情十分畅快,他似乎没有意识到自己答词中的添麻烦已经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第二天下午第二轮首脑会谈,周总理谈起了昨晚的致词:
田中首相对过去的不幸表示深深的反省,这是我们乐于接受的。但对于添了很大的麻烦这种话,中国人民表示强烈的反感。日本的侵略使中国遭受的巨大损害,决不可以说是添麻烦,因为普通的事也可以说是添麻烦,这个词在汉语里是很轻的。
从日文来说,添麻烦是诚心诚意地表示谢罪之意,而且包含着以后不重犯、请求原谅的意思。
田中出汗了,他接着说到:
如果这一表述在汉语里不合适,可按中国的习惯改换。
周总理这才微微点了点头。
双方很快进入到会谈内容,田中说:我就任首相之初就表示,要加紧实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
周总理对此很认可:
这就是我们大的一致。我们双方都准备马上建交,但当初由美蒋关系造成的日台条约还存在于你们和台湾之间,这个条约是不合法的,我们不会承认它的存在,你们也应给出对它的处理方案。
大平正芳补充说:要建交,就要与蒋介石断交,日台条约自然就失效了。
然而周总理用和缓而又坚定的语调接道:
从大方向上看,刚才首相、外相的发言,我很赞成。但我并不认为今天上午外长会谈时日方高岛局长说的话,代表了二位的真正意图。如果是那样的话,真不知你们是来吵架的,还是来建交的。
连任佐藤、田中两届内阁外相的大平正芳凝视着清瘦的周总理,方才感到对方是个极高明的外交家。
原来大平参加了上午的中日第一轮外长会谈,和中方主持会谈的姬鹏飞外交部长讨论关于邦交正常化的基本设想。
日方的外务省条约局长高岛益郎发言时,认为蒋介石曾在日台条约中宣布放弃对日索要战争赔款,所以这次两国的建交谈判就没有必要再提赔偿问题了,也无需将日台条约非法、无效且必须废除写进联合声明。
上午的姬外长和此时的周总理都不容置疑地表示:
新中国成立的时候,蒋介石已经逃到台湾,而遭受战争损失的主要在中国大陆,蒋这是慷他人之慨,不能代表全中国。我们从两国友好的长远利益出发,为日本人民不因赔款负担而受苦,愿意放弃要求赔偿的权利。你们条约局长却不领情,反而搬出蒋介石不要赔偿的话,这是对我们的侮辱,我们绝不会接受。
这轮交锋从下午两点持续到四点多,双方出现明显的分歧,会谈出现了短暂的中断。
田中回到房间,对一众日方官员作了简短的训话和指示。
五时许,中日双方开启了第二轮外长会谈,这是原定流程安排中所没有的。这次会谈要根据结束的两轮首脑会谈精神,重新磋商中日联合声明中涉及到重大原则问题的文字该如何表述。
就在中日双方的谈判充满紧张气氛一度陷入停滞的时候,在幕后掌舵这场邦交航情的大佬登场了。
会见毛主席时获赠《楚辞集注》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和新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毛主席亲手主导了中国六七十年代一系列重大外交战略的实施,改变过国际政治形势,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
因此他被那一时期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尊为理论导师和精神领袖,在广大第三世界享有崇高的威望,在西方国家也极具影响力。
尼克松的回忆录曾这样写他与毛主席的会面:
毛似乎不屑于谈政治问题,我云山雾绕般地听他同我谈论了一小时十五分钟哲学,坐在他的面前我不敢说半句假话,因为他那双智慧的眼睛仿佛要把我看透。
法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总统戴高乐晚年也感慨到:
我执政生涯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去中国见毛泽东。
这场中日建交谈判的大戏,毛主席自然也关注着。
26日第二次首脑会谈结束后,当晚周总理就领着姬外长一起去毛主席住处详细汇报情况。
1972年9月27日,在中日建交谈判出现原则性分歧、中日邦交正常化受阻的关键时刻,毛主席会见了田中一行人。
在那时来华访问的广大外宾心中,如果没有见到毛主席,那简直是访问失败。田中自然也不例外,他略显紧张地带着精心准备的礼物,走进了中南海的书房。
见面的第一句话,田中拘谨地做了自我介绍:我叫田中角荣。
毛主席一脸严肃地握着他的手,模仿着说道:我是毛泽东。
大家都笑了起来,气氛一下子变得活跃起来。毛主席更是笑道:我是个大官僚主义者,见你们都见晚了。
他还称赞田中旁边的大平正芳:这名字好啊,天下太平嘛。
后来田中回国后还和别人谈起这一幕,说当时毛主席说得大平喜滋滋的。
坐下来后,毛主席看着周总理和田中,笑着问道:
你们吵完了?不打不成交嘛,总要吵一吵,天下没有不吵的,吵出结果来就不吵了嘛。
田中领教了毛主席的豪爽和幽默,双方的谈话持续了一小时,始终处在轻松友好的气氛中。本来田中还对争吵激烈的谈判能否最终达成协议心存疑问,现在毛主席的话倒是给他吃了定心丸。
毛主席也很重视日方对侵华历史的态度,他问田中:你们那个添了麻烦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田中答:我们会按中国的语意修改。
毛主席进一步告诫:只说句添了麻烦,就连我们的年轻人都不会满意。在中国,这是把不小心水溅到女孩子裙子上时说的话。一句俏皮的比喻,点出了问题的实质。
最后两人的谈话快结束时,毛主席看着田中带来的日本名家东山魁夷的风景画作《春晓》,请周总理从书架上取下了自己准备的礼物。
他指着六卷《楚辞集注》对田中说:
你送的《春晓》寓意我们两国之间应该迎来明媚的春天,希望你落实到行动上。这是我送你的礼物。
田中称谢道别:多谢,多谢,您知识渊博,我要向您学习,那么,祝您健康长寿。
尽管田中一再谦让,毛主席还是把田中一行人送到门口,目送他们离去。
原来,中文中的麻烦一词在日语中是迷惑一词,日语中的迷惑翻译成中文即为添了麻烦,当初田中致辞中的原日语就是迷惑。
而在《楚辞·九辩》中有慷慨绝兮不得,中瞥乱兮迷惑的句子,这正是迷惑一词的源头。毛主席送田中《楚辞集注》,大有深意。
在毛主席和田中角荣会见后,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
田中甚至把谈判事宜全丢给了大平正芳,自己爬长城游故宫去了。
中日双方之前的种种分歧都得到了妥善的处理:日方遵照中方的意思,公开明确承认曾经的日台条约是非法无效的,中方也体谅日方废除旧约在程序上的麻烦,同意不要求日本在本次联合声明中提出立即废止旧约,而是日后再由日本国会走程序废止。
为两国人民长久友好计,中国政府放弃要求日本进行战争赔偿的权利;两国间的状态的表述也由结束了两国间的战争状态改为结束了两国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有关台湾问题,日方承认一个中国,并在联合声明中写入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至于钓鱼岛争议,双方都同意先搁置起来,服从当前邦交正常化的大局。
1972年9月29日,中方代表周总理、姬鹏飞和日方代表田中角荣、大平正芳在北京签订《中日联合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国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这是新中国外交又一个载入史册的重大胜利!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七十年代的中国走在历史的岔路口上,始终保持高度的清醒向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在外交上开创的崭新局面为未来更进一步的开放打好了基础。
伟大的改革开放时代即将来临!
如今我们再回顾中日建交,回顾中日建交这样一个缩影所体现出来的那段外交突围的峥嵘岁月,我们会钦佩周总理高超的外交能力,会折服于毛主席无与伦比的外交思想,但我们更明白归根结底那是亿万中国人民一齐奋斗的结果。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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